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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6 2016

吕嘉健: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深度好文)


文/吕嘉健

香港乐队BEYOND有一首粤语歌是我相当喜欢听的:《真的爱你》。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都会很感动,眼睛潮湿。时常想起我自己母亲的好:在我童年时,她给我严格的品行与文化知性的教育,当我进入少年期之后,她一直给予我自由发展的空间,并且总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正如那首歌词里的表述: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爱意宽大是无限……

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

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

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

这首歌叙述的是作者当初学习音乐直至后来成功的过程,母亲虽然并不赞赏儿子沉醉音乐,但依然那样给出她的母爱,宽大无阻,尤其在儿子遭遇挫折时,用温馨的目光鼓励他坚毅前行,叮嘱不要放弃。

——BEYOND是幸福的,他有一个春风化雨的母爱的眷顾,全在无言的关注中送出。

中国人的母爱总是获得过度的赞扬。究竟有多少母亲是不合格的,她们有太多的不适宜做母亲的缺陷,却一般没有得到子女和社会的理性认知,而掩盖在母亲之辛劳和泛滥之母爱的背后。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少“超级恋母”的年轻人,这个责任应由他们不合格的母亲来承担。当相当数量的母亲是不合格之时,那么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以及整个社会的存在质量,是值得质疑的。难怪拿破仑说过:“民族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母亲。”

因为特殊的文化历史原因,中国人尤其值得研究“母亲文化问题”。

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首次发现: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不仅具有“自我参照效应”(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而且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与“总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都不及被试对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

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

“自我”包含与自己有关的个性、身体特征、职业、成就等许多内容。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表现不一样。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Hazel Markus)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

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对美国人来说,母亲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我”的一部分。

一个进一步的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这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多数中国人都会以自己的经验来认同这一结论吧:我们把母亲摆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使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要追究形成这种特殊的“恋母情结”,只能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生活中来进行文化分析,我们今日值得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母爱才是好的?

依据上述心理学证据,是否可以推导出中国人的母亲对于子女具有至关重要的良性影响呢?未必。世上有好妈妈,也有不合格的妈妈。无论怎样,因为“依赖型自我”与“母亲参照效应”的巨大作用,怎样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显得极其重要。首先要考察的就是“母爱问题”。

无论在过去或者在今日,做一个母亲其实不需要过度的母爱。恰到好处的母爱最难做到理性与温情的平衡。我想起伟大的儿童教育家之始祖意大利的玛利亚•蒙台梭利(1870—1952),她曾经说过:儿童的正常发展需要三样基本的东西:一个适宜的环境、谦虚的教师和科学的感性材料。

一个特殊的儿童教师不能有学校教师通常有的傲慢与偏见,而必须具备一种“理智的沉静”。教师必须沉静,一种深沉的沉静是一种无杂念的、更好的和无阻碍的状态,它是内心清晰和思考自由的源泉。这种沉静由心灵的谦虚和理智的纯洁组成,是理解儿童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童年的秘密》,P177-178, 京华出版社,2002-6)—— 其实一个人最初、最好以至一生的教师,便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母亲最好的品格,便是上述蒙台梭利所表达的“理智的沉静”。

我们看看一个“理智的沉静”之范例:英国小说家罗尔德•达尔在自传《男孩》和《独行天下》里写道,他的妈妈是怎样以一种貌似冷酷的方式来培养他成为一个绅士的。

达尔幼年丧父,他的妈妈以能干、坚强、慈爱、能保护他又任他自由飞翔的方式输出恰到好处的爱,从来不会释放过度的母爱。达尔中学毕业后不愿上大学——虽然只要他肯,牛津剑桥都是囊中之物。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妈妈时,妈妈只说了一句:”好吧。”她因儿子的决定失望吗?苦恼吗?无从得知。达尔考进了壳牌石油公司,半年后被派到东非卖3年石油。去东非或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一直是达尔的梦想,他当即奔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达尔写道:“我是她唯一的儿子,而且我们非常亲密。绝大多数母亲面对这种情况,恐怕都会显得相当难过。3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非洲又那么远,中间不能探视。但我妈妈不允许自己流露哪怕一星半点儿她当时肯定会有的情绪,为的是不破坏我的快乐。’噢,你真棒!’她叫道:’真是好消息。这正是你想去的地方,对不对?”” 

20岁的达尔乘船去了英属东非,二战爆发后就地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后因伤回国。他的《独行天下》写到这里,详细地叙述着自己如何在利物浦又湿又黑的夜晚,徒劳地寻找妈妈的新住址,又如何在伦敦和妈妈通了3年多来的第一个电话。即便到这时候,达尔也没有听见妈妈哭泣。当他开口问:”是你吗,妈妈?”电话那端是完全的沉默,达尔于是知道,是妈妈,只有妈妈会这样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这就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儿子、而决不束缚他的成长和发展的教子之道。把爱藏在心里,不无残酷地节制着感情对理智的干扰。

这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母爱。

恰到好处需要的是理智的节制和基于人性常识的理解。一事当前,不需要道德来干预,才是恰如其分的明智。因为道德容易教人上纲上线,不容人基于人性常识的理解,而会居高临下地扭曲人性。以下有两个故事,都是涉及分苹果的,值得仔细观察和比较其中什么是恰到好处的母爱。

一位西方著名人士说,他小时候,妈妈买了一些苹果,兄弟两个都想吃最大的那个。妈妈就笑着说:“你们来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2块,你们两人一人一块各自负责修剪,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能得到它。”结果他赢了。由此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想得到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这很公平,你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而一个中国犯人也说道,小时侯,他的妈妈拿来几个苹果,大小不等。他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又红又大的,这时弟弟说了他想说的话,结果被妈妈骂了一 顿:“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听了妈妈的话,他就灵机一动改口说:“我要那个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结果他受到了妈妈的奖励,给了他最大的苹果。从此以后,他学会了说谎,然后开始不择手段。

同样是分苹果,结果很不一样。前者的母亲选择了让孩子用自己的双手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后者那位中国母亲,却让孩子用虚伪的表演来换取他心中想要的东西。它们背后各自体现了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竞争与获得的理性文化;道德与虚伪的表演文化。西方的故事模式应该还有“掷币选择的公平契约式”,中国的故事模式应该也还有“母亲裁决谁最听话乖巧式”。如何裁决,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总是一种艰难的考验。恰到好处的母爱,不是容易做到的,后果尤其严重。

因为,童年经验会影响一个人的终生。

做人母亲,总是会遇到类似的两难处境,其实都是很好的教育机会,不过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的话,那么常常会因为过度的母爱或者愚昧的母爱而误了自己子女的一生。妈妈应该怎样引导和处理事情呢?一个有公平心和有智慧的妈妈,可以设计这样说:“好,哥哥和弟弟的确都想要这个大苹果,妈妈也想要啊,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最好的。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大苹果。如果谁独自分到了这个大苹果,其他人就得不到了。那么你们说该怎么办呢?”把问题交给孩子们去探究,是一个谦虚和理智的策略。以孩子们的聪明和实事求是的赤子之心来说,他们自会想出诸如公平比赛、用刀切开平分和轮流享有甚至抓阄决定等等可以共享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话,他们从小就会学会在竞争和合作中公平相处以及用实事求是的智慧来处理利益合理分配的道理。如果妈妈只是用了专权处分的方式,就会同时把虚伪和偏心、嫉妒和怨恨之坏心眼种植在孩子们的心底。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对待天下的事情,也就这么一点出息了。

女性因为她遗传的母性,与子女有特别血肉相连的关怀和无私的体贴,所以母性可能会向两方面发展延伸:一方面是清明高远的知性,成为一个天生的教育家,是为“教育妈妈”;另一方面是发展了“过度母爱”,被母爱蒙蔽了知性,而变成一个纵容包庇坏性格的“愚昧妈妈”。

多数情形是:天性的母爱并不能保证一个女子可以成为天才的“教育妈妈”,要做一个合格的母亲(父亲也是一样),当然需要学习和研究,要有做准备的精神,这才是负责任的成年人。在当代中国,由过度母爱里已经滋生出一种“过度教育”的母性,为了成功,母亲成了不惜代价的强迫症源头。一个异化母爱 = 过度母爱+过度教育+愚昧母爱。

本文无意于说:对子女的教育只是母亲的责任,但不可不特别指出,人类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是无法超越自然的。蒙台梭利特别指出:对儿童的心理分析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儿童个人的天赋本能和他必须适应的环境条件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环境条件常常与他的基本欲望相冲突;另一个需要探索的层次就是童年记忆的深处,在这一层次上,是儿童与他的母亲的冲突,更普遍的是儿童与成人的冲突。(《童年的秘密》,P8, 京华出版社,2002-6)她特别强调的是:“儿童与他的母亲的冲突。”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教育妈妈”,是天职所在。

日本人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其他民族想要超过日本,应当首先在文化上有比日本更具优势的创造和培养,使其国民性比日本的国民性更优胜。日本的优势来源于有一个很好的“母亲文化”,她们是最好的“教育妈妈”之一,她们不但具备了世界上母亲的广大爱心,而且甘愿在自己事业成功之后退居家庭,做一个尽责的教育妈妈,努力研究教育子女的人性文明艺术,学习现代的家庭教育方法,以善于培养子女成长为己任。日本人认为这是民族发展和保持文化优势的秘诀。二战后日本迅速重新崛起,据说很大的一份功劳要献给他们的“教育妈妈”。日本女人不仅仅是全球妻子的模范,不仅仅是全世界男子都希望娶回家的贤妇,更是真正对孩子有伟大影响力的优秀母亲。我们值得再次引用拿破仑的名言:“民族的未来决定于她的母亲。”我们都会津津乐道于拿破仑纵横欧洲的赫赫伟绩,却未必知道拿破仑在文化上还有这一真知灼见。

接下来是一个正面的好故事,以向一切伟大的母亲致以感激的敬意。近十数年来在世界医学领域上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斯蒂芬•格伦,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问:是什么让你具有普通人不及的创造力的?他提到了幼年时的一段经历。

有一天,他试图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牛奶,取出后刚走出几步,就失手将牛奶瓶掉落在地上,顿时厨房里一片狼藉。他的母亲闻声而至,然而她没有发火,没有说教,更没有处罚他。她说:“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牛奶洒在地上,真有意思啊!好了,反正已经洒在地上了,在我们收拾干净之前,你想玩一会儿吗?我想,玩牛奶说不定也是很有意思的。”他真的就玩起了牛奶。几分钟过后,他的母亲说:“牛奶是你洒在地上的,也应该由你来收拾干净。现在,我这儿有海绵、抹布和拖把,你想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他们一起将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接着,他的母亲又说:“刚才你拿牛奶瓶没拿住,这说明你还没有学会如何用一双小手拿一只大奶瓶。现在,我们到院子里去,在一个瓶子里装满水,看看你能不能发现一个很好的搬运方法,使瓶子不会掉落到地上。”他通过反复实践,知道如果他用双手握住靠瓶口的地方,则瓶子在搬运过程中就不会掉下来。

这个经历给了他非常深刻的记忆。后来他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明白了无须害怕犯错误,错误往往是学习新知识的开始。科学难题也是在经过一次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最终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的。弗洛伊德说:“童年的经验影响人的一生。”而你的经验首先来自于你的母亲。一个好的妈妈,她的爱心就是要用最有益而深远的经验影响你的一生,这就是恰到好处之“教育妈妈”的智慧。

上面的范例给我们很多启示:一个好妈妈会有足够高贵的大度和宽容的耐心,而远离急躁、尖刻、斤斤计较和居高临下。一事当前,她不是看到一团糟糕的局面,并不去可惜牛奶洒了、瓶子破了,也不去联想将要去收拾一地乱象的烦恼,更不去形成儿子“毛手毛脚”、“笨蛋”之类的失败感。

单是这点就足以看到一个好母亲的基本素质。蒙台梭利指出:成人虽然非常热爱儿童,但在他的内心仍然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防御本能,总担心自己的安宁生活和财产被弄脏或打碎、被下一代破坏,所以会不自觉地阻拦儿童的活动,责罚孩子的纠缠或者过错,这种防御本能是一种缺乏理性和贪婪感的结合。(《童年的秘密》,P87-89, 京华出版社,2002-6)好妈妈除了宽容爱心之外,还要善用春风化雨的教育。需要“理性的沉静”即恰到好处的态度,在不动声色中平等地引导,首先让已经发生的事件不要成为强烈追究的“问题事件”,小心翼翼地保护子女的自尊心和养成他理智的沉静,让他从困境和打击中解放出来。恰到好处就是恰如其分的爱和教育,最后在不经意中使孩子获得解决难题的成就感。

这需要一个母亲要有多高尚的修养啊!

一个好母亲贯穿其一生会有不同时期的“恰到好处”之表现。该放手的时候就必须克制泛滥的母爱,让人独立自由是最大的造化。现在,一个新现象正在考验着中国母亲:当你的子女长大之后,你该如何处理好互相独立自由的关系?既然中国人对于母亲有很强的依赖型关系,如果你在孩子独立之后,依然有过度母爱关照,你不过是借助母爱关怀来寄托一种对子女依赖的心理,你的全部生活内涵和心理感情都强烈地依恋在子女身上,要求子女时刻惦记着你,“常回家看看”成了家长对子女强烈的依赖型关系。还是传统的观念:“老有所依”。

母亲不能独立,子女也肯定不能独立。这种情形在心理学上称为未能实现“角色退场”。即一个妇女长时间担当无微不至关怀子女的“母亲角色”,而当子女长大后,母亲依然不肯退出这种角色,那么,她的子女必定也属于长不大的角色。直至她完全衰老了,会从一个能干的母亲,慢慢转变为一个“老小孩”。反过来,她会完全依赖子女,以至变得不懂事、不讲理和很无能,甚至无赖地凭着“我是你妈”的信念,继续干预和插手子女的人生。如果她的子女一直依赖于她的,一旦发现自己所依赖的母亲也变成一个不能依赖、且upside down要依赖自己的老小孩,那么两个家庭的生活便纠结得无比折腾。

另一种情形也是经常见到的:一个母亲在子女独立之后,突然觉得自己一生被需要、被依赖的重要价值正在逐步“被剥夺”(淡化),因此会产生对儿媳或女婿的莫名厌憎心理: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存在,而导致子女与自己疏离。这就是怀抱“娶了媳妇忘了娘”之怨情的中老年大妈心态。纯粹的大妈母亲会始终以想控制子女的归属感为主要使命,直接介入子女的婚姻生活中,为他们的人生大事做导演;而较成功的职业女性母亲会以双重心态来苛责儿媳:一方面爱自己的子女,但未形成爱屋及乌的慈心,另一方面,会以自我标准来批评儿媳,希望他们能够同时胜任妻子、母亲和职业女性的职责。这些过度的母爱会产生过度代入和干预心理性格,失去了让自己和子女各自独立自由生活的意义。

如何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始终存在着难以潇洒对待的难题。

庄子有一个很好的观念道理一直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看似无情,其实明智,合则两害,独立双美。此之谓“恰如其分”矣。“家庭”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一切人情文化围绕着家庭这个中心一层层构建起中国文化模式。如果要有一个根本的破局,特别是要造就新一代的独立自主公民,必须适当调整家庭关系。在今日中国,家庭文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将独立自由精神引入中国家庭文化的内涵,是更新的必由之路。年轻一代的独立与不依赖,会同时生成老辈的独立心性。一个新型的娘家与子女家之关系正在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之间平衡着,关怀与放手,正是恰到好处的张力。

子女成家了,是另一个独立家庭的诞生。过度惦记便是束缚。各自有自己的生活模式,给对方多一点自由,距离才能产生和谐美。首先从减少我们的“母亲参照效应”开始,做一个恰如其分的现代母亲,正是中国社会更多一点现代性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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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yuefa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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